民間借貸顯企業融資難

在去年我國民間借貸市場開始抬頭之時,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 .4萬億元,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

  中新網9月30日電(財經頻道 秦辰)在去年我國民間借貸市場開始抬頭之時,三重區當舖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 .4萬億元,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

  對於此次可能引發的“中國式次貸危機”,士林區當舖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中新網財經頻道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小企業缺乏融資渠道的主要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存在的金融壓力,長遠來看需要金融深化,實現利率自由化。

  民間借貸氾濫源於調控方式 利率落差大引發投機潮

  對於溫州民間借貸可能出現的倒閉潮和跑路潮,板橋區當舖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表示,這只是本輪經濟調整表像的一個開始,在每一次的經濟調控中,都會有一些企業優勝劣汰,從而進行正常的產業升級,老闆跑路,倒閉潮會在本年的第四季度更加惡化。

  對此,郭田勇在接受中新網財經頻道記者採訪時表示:新莊區當舖溫州民間借貸氾濫,既有過於依賴數量型工具調控的原因,也有名義利率偏低導致銀行與民間利差過大的因素,低利率助長了資金投機行為。

  郭田勇說:“因為整體的社會資金鏈收緊;調控過多的採取數量型工具,而不是板橋當舖提高資金價格;同時,名義利率偏低而社會中的實際利率又非常高,市場利率水準落差比較大,定會導致大量需求和投機,以及資金的涌入。”

  由於銀行利息過低,銀行儲蓄吸引資金乏力,新莊區當舖大型企業往往從銀行拿到低成本的貸款,再以高收益向外放貸。對此,郭田勇認為:前幾年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等主要投機領域不被看好也是重要原因。他說:“現在股市半死不活、房地產不冷不熱,投資的預期不太好,這是導致大量的資金轉向信貸領域的另一原因。”

  專家擔憂中國式次貸危機 經濟形勢低於預期點燃火藥

  此前,著名的經濟學家韓志國在微博上表示“溫州信貸崩盤醞釀中國式危機”。他指出基隆當舖近期頻頻出現的老闆“跑路”事件並不局限在溫州一帶,“除了浙江省,還有江蘇、福建、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如處置不當恐釀成中國式信貸危機。”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正區當舖則表示,“溫州目前出現的問題不正常,主要是區域性的。” 溫州投機氣氛較濃厚,目前市場波動比較大,呈現出現危機較為嚴重。

  郭田勇也對此表示擔憂,認為處理不當可能爆發中國式次貸危機。對此,大同區當舖進一步解釋稱,由於很多銀行和上市公司的資金幾經轉手後都投入到這些領域去了,所以形成的現狀是資金量非常大,利率水準非常高。

  “民間借貸主要投向2類企業,一個是房地產企業、一個是就是像溫州這樣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雖然承受不了這樣高的利率,但它們有時會考慮目前的經濟形勢與市場情況不好,可能是暫時的。另外,由於資金鏈緊張也是暫時情況,所以中小企業就可能選擇民間借貸。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企業不融資貸,可能就要面臨停工的境地,同樣損失巨大。”郭田勇說。

  他認為,一旦經濟形勢的發展沒有達到企業所預期的程度時,信義區當舖盈利就可能持續下降甚至虧損。當無力還貸的時候,民間借貸的問題就暴露無遺了。

  中小企業融資難根在國情 化解“次貸”危機需標本兼治

  目前的民間借貸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企業融資渠道的嚴重匱乏。對此,中正區當舖認為,這並非是一個新問題。他說:“從宏觀上來講,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象是持續存在的,這與我們發展中國家存在的金融壓力是有關係的。”

  他表示,由於發展中國家政府主導經濟的能力較強,政府為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北投區當舖會引導金融機構把錢投入到政府希望的領域中去。一方面控制金融機構的數量,另一方面壓低利率水準,以降低這些項目的融資成本。另外,從短期上講,一是由於數量型調控方式使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相比沒有獲得貸款的競爭力,二是中小企業受這輪金融危機的利率調整影響等各種因素疊加,使其台北市票貼盈利能力下降,致使融資難的問題更為突出。

  目前,溫州已開始陸續出臺應對措施。9月26日下午,溫州市銀監分局和市金融辦召集會議,號召蘆竹鄉當舖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援力度。與此同時,溫州市公安局、市檢察院和市中院聯合通告嚴厲打擊暴力討債等違法犯罪行為。除了上述一系列緊急應對措施外,溫州還準備嘗試成立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並計劃充分利用本地龍頭企業資源,把無序變有序。

  對此,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系教授戴志敏認為,溫州問題現在已經暴露出來,溫州企業投資遍佈台南當舖甚至海外,投資產業多元化,可能會對整體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目前政府出臺的只是臨時性政策,關鍵要靠企業自己。

  而“中國式次貸危機”應如何化解,郭田勇表示,目前的情況肯定先要救急,不能看著台北當舖危機擴大化,這需要金融深化來解決。他說:“一方面要使金融最優化,使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都能參與到這裡面來。另一方面,利率應該自由化,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目前溫州出臺了一系列應急政策是治標,而長期來看則是金融業改革的問題,若想真正化解危機需要標本兼治。